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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培林:“玩钱”,一不小心就玩成银行家

苍南人物2018-02-07 04: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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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人物第三十三期 方培林 


人物简介


方培林,浙江苍南县钱库人。1952年出生。


1970年4月,年方18岁只念过一年初中的方培林踏上支边列车,来到了黑龙江梧桐河农场。


1979他回到家乡,经考试进入钱库江南医院,当统计员、当食堂管理员,后抽去搞财务……在此期间成家.


1984年下海,创办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此举惊动了改革开放的中国,方培林顿时成为远近闻名的新闻人物。


现任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民间金融这一敏感领域,方培林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1984年,他成立了新中国的第一个私人银行——“方兴钱庄”。2000年,国家刚一出台《担保法》,方培林又立马成立了第一个担保公司。因此,方培林被认为是“玩钱”资历最深的人之一。


创业历程


方培林是关心时事政治的人,改革开放这场讨论使他意识到中国经济体制将会有重大变革。此时他恰巧又看到了《温州日报》上刊载的一篇关于创办合作信用服务社的文章,这使他产生了创办私人钱庄的念头。


其实这只是方兴钱庄创办的政治大环境,方兴钱庄的出现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地域小环境。那时钱库已成为温州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基地之一,这里的副食品、烟酒、针织品批发覆盖了温州市区、瑞安、平阳、闽北等广大地区。小商品批发业兴起产生的巨大资金需求,使得民间借贷在钱库这个商业重镇变得异常活跃。钱库民间借贷自古以来就大量存在,生活于这样的大、小环境之中,不安于当个小医院会计的方培林萌生创办钱庄的意向便是很自然的了。


不过钱庄的创办还是历尽周折的。当时根本没有文件说可以办钱庄,更为重要的是那时还信奉“只有劳动收入合法,其它都是‘不劳而获’”的分配观,使方培林敢于走这条“不劳而获”的路子,是他因为找到了一个依据:中央(84)一号文件中有“鼓励农民入股……”的精神,于是他想“既然股息是合法的,那么利息也就应当是合法的”。


他首先去找镇委书记黄德余(后曾任苍南县委书记、市纪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提出想办股份合作的金融服务社,采取董事长领导的经理负责制。想不到黄比他更开放,建议他还是独自办好,免得股东意见不一,“钱庄”的名称也是黄德余给取的。1984年9月25日,在取得钱库区委支持并领取镇工商所临时执照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在钱库镇横街29号———他自家屋里诞生了。 


 

社会评价


温籍北大社会学系硕士生张翔称他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先驱者。

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对外联络处处长的王岐山称赞方培林办钱庄推动了金融体制改革。


腾讯财经网称他是“民间金融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浙商网财经新闻撰文称他“为民间财经打开了一扇窗”。


社会影响


从宏观上说,是方培林将中国千百年来就存在的民间借贷从地下引到地上,平抑了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将民间资本在一定程度上纳入国家金融监管领域;而微观上则是他将传统的“以天计息方式改为以时计息”。这一变化是他早上开张营业时往往手头无资金,因为客户早上存款与下午存款同样是一天利息,于是他就改为以12点为准,此前当天计息,此后则以次日计息。这一改变不仅一大早就有人来存款,而且也马上有人来还贷了,这一存一贷使他的资金运转率大为提高。


扩展阅读一


方培林再现江湖玩草根担保 银监局忙发特急文件

  

  

  又是方培林。


  在公众视线里消失了十余年后,新中国第一个经工商部门登记的民间金融机构——原温州苍南县“方兴钱庄”的主人再现江湖。从“搅动金融市场化”的“吃螃蟹者”变身为自 称的“老狐狸”,方培林这次不玩钱庄。


  “春节过后至今一直忙得不行了,这两天都有1000万的业务量。” 2006年春节期间,方培林花了一笔平生从没有花过的钱,在温州本地的两家报纸上亮出了“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的广告。而此时生意的兴隆,远超出了2005年12月6日刚拿到营业执照时他的想象。一时间,方成了温州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争抢的“吸储”特殊客户。


  “到2006年底做到两个亿的规模,一年赚500万是没有问题。现在是银行来求我,我准备将这500万利润放在银行,看看到底能赔多少。”面对记者,二郎腿翘在办公桌,仰在椅子上的方培林颇露得意。


  “去年底,某行温州支行还给了他两间办公室。不过,最后不是合作不下去,就是被人家扫地出门,可能是老方受不了太多的规矩。”一位替方做法律咨询的律师告诉记者。


  “我是受不了他们的办事效率,半个月批一单,现在银行多的是,有的是合作方。”办公室里,方顺手拿来一根一次性筷子,一边掏耳朵一边回忆起了当年做钱庄的经历。


  3000亿的1%想象


  “质押履约担保用现在的话说叫做‘金融创新’,也只有方培林能够想得出来,毕竟他有开钱庄的经验。而且,方培林做得很巧妙,把民间金融也包括进去了,温州民间游资3000亿的1%就够他吃了。” 一直跟踪研究温州民间金融的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张翔,曾经是方培林的私人“学术智囊”。


  “房地产抵押履约担保”和“银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业务,正是继私人钱庄之后,方培林最为得意之举。前者就是拿房契为他人借贷抵押担保;而后者实际涉及差额部分的剩余担保贷款。正是这银行不屑涉足其中的百分之几的小数目,在拥有3000亿民间游资的温州,做过钱庄的方曾觊觎多年。


  据介绍,“银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是指借款人以其自有或第三人所有的房地产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银行按照正常的抵押率给予一定的贷款额度,如果该借款人因资金周转需要,要求提高房地产抵押率的,其增贷部分由担保公司提供第三方的存单质押担保,担保公司与存单持有人和借款人三者再就利益关系签订协议。


  “银行可多吸收存款,借款人得到了需要的足额资金,存款人得到了担保公司给予他的额外收益,担保公司取得了佣金,而对民间借贷也起到了平抑利息的作用。”方培林说。


  “银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业务的推出可说是为温州人提供了一个生财之道,因为大多数市民都有存单,我只是利用《担保法》将其嫁接到企业去而已。”


  按照方的说法,如今的创新突破和当年敢为天下先设立钱庄一样,只不过来自于对国家相关法律的逐字逐句研究。


  方兴奋地告诉记者说,1995年国家出台的《担保法》和2000年出台的《担保法》司法解释很伟大,房产抵押贷款和存单质押贷款是银行的传统业务,但原规定只能是双方间的,而现在的《担保法》规定可由第三人介入,“本人”到“他人”的“一字突破”极大地拓展了抵押业务。


  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新意的“质押履约担保”,嫁接了房产抵押贷款和存单质押贷款的银行传统业务。“这种担保方式,所有过程包括借和贷都在银行内实现,都是很正规的,银行、借款人、存单持有人和担保公司四方受益。”方培林说,现在国家政策支持有偿担保,在此过程中他完全依照《担保法》及国家金融法规操作。


  “银行已经拿去一半,剩下的东西也是没人干了。我等于是把银行剩下的东西重新拾起来,剩余价值重新抵押。” 方培林自嘲说。


  一份特急文件


  “这一次,温州的各大商业银行争相抢生意,而相关的金融监管部门却依然三缄其口不作评价。”话语间,方培林期待政府部门能够像当年办钱庄那样支持他。


  “不过,这里面风险仍然很大,一是政策层面,一是房价的保值。无论银行监管部门支持与否,都是为了保证金融安全。”张翔对担保公司的未来发展仍然持观望态度,他认为老方不能再像办钱庄那样张扬。


  对于方培林的举动,监管部门显然有所顾虑。2006年1月9日,一份温州市银监分局的《特急:第三次转发银监局监管调查的通知》在温州市商业银行内部转发。


  记者手头获得的此份材料显示:各支行、营业部、国际部将担保公司介绍的,第三者存单质押或第三者房产质押,而担保公司对该笔业务又不承担反担保的贷款情况,通过书面报告形式报总行风险管理部。报告要求写清楚“合作的经过,合作方式,目前的笔数、金额及具体担保措施。”


  材料声称,“目前我行已存在被监管局监管的与方培林的担保公司合作现象。”


  “我们跟方培林并没有签订任何协议!”在接到记者电话后,温州市商业银行行长邢增福第一时间反应,“这是风险管理部门的正常举措,但是方确实向我行下属支行介绍过业务,关于报告是否针对方培林,我们还需进一步了解。”


  握着手上这份电传复印件,方培林说:“这是一份银行内部的通知,如果是正式文件,我可以告他们违法,他们违反了《担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法释(2000)44号’第二条 反担保人可以是债务人,也可以是债务人之外的其他人。反担保方式可以是债务人提供的抵押或者质押,也可以是他人提供的保证、抵押或者担保。”方给记者找来几乎能够背出来的法条法律依据,手里紧紧攥着一本被圈圈点点过的10公分厚的《担保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


  “事实上温州的31家担保公司都在动银行的脑筋,但是做成功的几乎没有,有的担保公司亏得很厉害。”即使方兴担保公司能敲开睡眼惺忪的商业银行资金大门,但在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看来,方是个没有法制观念的人。


  2000年,方曾经注资两千万与周德文“合作”创办“温州市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导致最后分手的原因是,心急的方培林甩开他们自己跑到工商局,假冒周德文和前温州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郑朴的签名,“居然也把执照给办出来了”。


  方培林对此解释,“我2000万到款多放一天就是一天的利息,他们不急我急,我不替他们签名,再研究研究拖到什么时候?”


  “大家眼睛都盯上政府财政拨出的300万‘风险基金’,谁先拿到批文,谁先做,这三百万很多人想要。”方培林至今还在抱怨。


  “草根”与“树根”


  一份特急文件让方培林已经意识到了可能的风险。不久前,对温州民间信用颇感兴趣的上海银监局某官员与记者一同走访了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就在回程前的两小时,得知消息的方培林匆忙赶来与该官员一会。


  一个是背靠“大树”研究


  政策法规具有前瞻性的银监局官员,一个是来自民间嗅觉灵敏的“草根”金融实践者,两人的会面,颇有深意。

  “形势还是有些微妙,一方面经济学家一直在呼吁办民营金融机构,另一方面监管部门绝不会轻易开这口子。而我是正好吻合了两方面的要求。”言谈间,方自认是“代替了民间金融机构,引导民间金融向有序发展”。


  “应该说你的做法是吻合了民间信用,整合了民间金融的无序,代替还是说不上的,所谓的代替是把所有的民间金融吸收进来,但现在都还只是小部分。就信用而言,你的信用是非正式信用,所以叫草根信用,相比,银行就是树根信用了。”上述官员指出,“如果监管部门觉得你的风险很高,势必会加以严格监管。”


  该官员表示,“担保公司需要让大家了解自己的风险在什么地方,风险控制在什么地方,收益在什么地方,平台在什么地方。


人民银行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把民间金融的作用发挥出来。民间金融其实也就是草根金融,草根的意思就是一团乱麻,但地底下生生不息。如果你的担保公司能把这种乱与这种生命力串联起来,也是非常可行的。”

  事实上,方培林最初也担心过,监管部门是否会怀疑他变相提高利率。“但是后来觉得,没有啊,因为我没有吸收存款,钱都是放银行的,银行利率还是根据国家规定来,我只是收取我的担保回报而已。”


  “操作路线明晰,你的信用循环就在银行可控范围内。监管部门考虑的是,你的风险是否会大到一定程度引发问题。”对于方最担心的政策风险,上述官员指出,关键还是在于操作路线是否明晰。


  “你把信用,通过组合、推广、分拆,每个关节点联系起来,只要风险在控制范围内,很多做法都可以参考。监管部门并不会去在乎你盈利与否,只要在规定的民间利息范围内。剩余问题就只是你的利益如何去执行了。其实这相当于给孙悟空划的那个圈,只要在圈里边,无论你做什么,不出来就行了。”(王孔瑞  2006年6月)


扩展阅读二

    

方培林:续写辉煌在温州


 2004年5月,温籍北大社会学系硕士生张翔完成了他8万余字有关民间金融的毕业论文,粗粗浏览,便可看出这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年轻学者的力作。2005年初,已是同一专业博士生的他将这篇论文送交一位50多岁的温州人,在扉页上他写道:向您———中国金融改革的先驱者致敬!请多多批评指正。学生:张翔


  1970年4月,一名年方18岁只念过一年初中的英俊少年踏上支边列车,来到了黑龙江梧桐河农场。他是钱库人,以现在的话说他绝对是个帅哥。梧桐河农场给这位钱库帅哥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麦收时他们淹没在田野里,抬眼是长长的望不到边际的麦垅。割麦复割麦,身后的麦子已是很长很长了,而前面的麦田却仍是没有尽头……割麦复割麦,割麦复割麦,肚皮前面贴后面,饥饿难耐,而面包和水还没送来……


  口渴难耐,眼见水塘里虫子在浮动,还是用手掌捧着痛饮。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浑身像散了架,还要走上二三小时才能到宿舍……冬天是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睡在帐篷如同露天。肉体上是超负荷的强体力劳动和又少又差吃不饱的伙食;精神上则是关于珍宝岛就要爆发战争的恐慌……时至今日,方培林都万般感慨:经历了那种生活的人还有什么苦受不了的!(温州都市报)


  “方兴钱庄”:一鸣惊人


  1979他回到家乡,经考试进入钱库江南医院,当统计员、当食堂管理员,后抽去搞财务……在此期间他娶妻生子,无忧无虑,生活安逸。


  帅哥方培林的人生似乎就要这样平庸地度过了。但在1984年9月25日,时年32岁的江南医院职工方培林创办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此举惊动了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方培林顿时成为远近闻名的新闻人物。


  方培林说,方兴钱庄的创办有赖于当时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那时他关心时事政治常看报纸,这场讨论使他意识到中国经济体制将会有重大变革。此时他恰巧又看到了《温州日报》上刊载的一篇关于创办合作信用服务社的文章,这使他产生了创办私人钱庄的念头。其实这只是方兴钱庄创办的政治大环境,方兴钱庄的出现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地域小环境。那时钱库已成为温州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基地之一,这里的副食品、烟酒、针织品批发覆盖了温州市区、瑞安、平阳、闽北等广大地区。小商品批发业兴起产生的巨大资金需求,使得民间借贷在钱库这个商业重镇变得异常活跃。钱库民间借贷自古以来就大量存在,生活于这样的大、小环境之中,不安于当个小医院会计的方培林萌生创办钱庄的意向便是很自然的了。


  不过钱庄的创办还是历尽周折的。方培林说,当时根本没有文件说可以办钱庄,更为重要的是那时还信奉“只有劳动收入合法,其它都是'不劳而获’”的分配观,使方培林敢于走这条“不劳而获”的路子,是他因为找到了一个依据:中央(84)一号文件中有“鼓励农民入股……”的精神,于是他想“既然股息是合法的,那么利息也就应当是合法的”。


  他首先去找镇委书记黄德余(后曾任苍南县委书记、市纪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提出想办股份合作的金融服务社,采取董事长领导的经理负责制。想不到黄比他更开放,建议他还是独自办好,免得股东意见不一,“钱庄”的名称也是黄德余给取的。1984年9月25日,在取得钱库区委支持并领取镇工商所临时执照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在钱库镇横街29号———他自家屋里诞生了。


  但行走在“不劳而获”观念利剑下的路子很不平坦。从诞生之日起方兴钱庄就一直命悬一线:一直在“同意试办”、“先不试办”、“可适当发展民间信用”、“允许试验,下不为例”、“个人不得经营金融业务”、“私人钱庄应允许试办”、“继续试办”、“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等等一系列矛盾对立的指示中游走着。发出这些指示的有镇、县、市、省直至中央的行政和金融主管部门,有镇、县、市委书记的口头表态和亲笔批示,也有政府文件、国家金融机构明传电报等等。


  方培林的钱庄开业不久曾一度停业,但在1986年12月25日,他还是挂出了“中国温州试验区方兴钱庄”的新招牌,他坚信自己的钱庄将民间资金引导到地面上来,符合改革开放政策,有利于商品经济,有利于金融体制改革。


  在此过程中,周方权、刘晓骅、市委书记董朝才等县、市领导给了他有力而坚决的支持,董朝才亲自在他反映情况的报告上签署“同意试办”的意见。方培林说,那时黄德余才40来岁,现在想起来这些领导真了不起!在国家政治形势十分复杂、温州“姓资姓社”争论不休的情况下,这是要担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当时来自中央力主改革的力量也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鼓励。他清楚地记得,1985年夏,时为中央政策研究室对外联络处处长的王岐山背着一个挎包风尘仆仆来到钱库,平民出身的王岐山说:方培林,你与我一样,都是知青,革命前辈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对改革也应有这样的献身精神……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使他热血沸腾。他还说,中国的金融体制是一定要改革的,并且要有外部的力量促进这种改革。他称赞方培林办钱庄推动了金融体制改革,并说有事情可以来北京找他。


一九八九:全身而退


  方培林创办钱庄当然不排除追求经济效益的动机,但方兴钱庄的出现客观上却有力地推动了温州试验区的金融体制改革。


  从宏观上说,是他将中国千百年来就存在的民间借贷从地下引到地上,平抑了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将民间资本在一定程度上纳入国家金融监管领域;而微观上则是他将传统的“以天计息方式改为以时计息”。这一变化是他早上开张营业时往往手头无资金,因为客户早上存款与下午存款同样是一天利息,于是他就改为以12点为准,此前当天计息,此后则以次日计息。这一改变不仅一大早就有人来存款,而且也马上有人来还贷了,这一存一贷使他的资金运转率大为提高。


  他说,在之后的几年里民间金融政策逐步放开,温州市区创办了多家城市信用社,各地农村信用社、基金会纷纷出现。一段时间体改委、经委、农办、工会、甚至乡镇等都可审批,钱库类似的机构就多达七八家,人员也是良莠不齐。方培林知道自己从事的是个高风险的行业,加之1989年初复杂的政治形势,于是他就决定回笼资金停办钱庄。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还向朋友借款筹措资金,通过几个月时间的停止存款、收回贷款的精心操作,终于度过了停办风险期,全身而退。


  对此,当地一位农行负责人曾极为钦佩地说,方培林能办第一家钱庄不算什么,他能这么快地回笼资金,并且没出现纠纷这才叫真本事!“ 方兴担保:续写辉煌


  1991年方培林举家迁居温州市区,他不再在媒体露面。但对于金融的兴趣和国家金融政策的关注却一如既往。他不断地学习金融知识,并关注股市从事申购新股的经营活动,精通金融业务的方培林游刃有余颇有收益。


  此间,1995年国家出台了新的《担保法》(2000年又出台《担保法》司法解释),对此一般百姓可能兴趣不大,而方培林却是研读再三,倍感兴奋。他说《担保法》很伟大,房产抵押贷款和存单质押贷款是银行的传统业务,但原规定只能是双方间的,而现在的《担保法》规定可由第三人介入,这个由“本人”到“他人”的“一字突破”极大地拓展了抵押业务,使担保市场空间无限。他逐字逐句地仔细研读《担保法》及司法解释,他说:学生学习是为文凭,干部是为工作,我则是为在金融领域的开拓、创新而学的。金融是关系国计民生,国家严格监管的行业,我不能不知法规胡乱来啊,因为我怕坐牢,我要免牢狱之苦啊!因此我就要逐字逐句一丝不苟地学习金融法规,要确保我的任何一项举措都有法律依据、都符合金融法规。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功底,并出于对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兴趣,2000年他在温州创办了第一家担保公司(现为温州方兴担保公司),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而令方培林最为得意的金融创新之举,是他新近推出的“房地产抵押履约担保”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业务。前者比较好理解,就是拿房契为他人借贷抵押担保;而后者则是目前国内外未见报道的全新事物。其操作过程是这样的:你将20万元的银行存单交给方兴担保公司,公司就可另给你高出银行的利息。那么他这钱是哪里来的呢?原来假设某经营者需要贷款80万元,他将不动产(评估后价值100万元的厂房)抵押给银行,而银行按政策只能给予60万元贷款。此时方兴担保公司就以20万元的银行存单与房产捆绑一起向银行贷款,以高于银行的利息贷给经营者,补足他所需的另20万元。同时方兴担保公司也给存单持有人支付一定的利息。在此过程中:银行可多吸收存款,企业得到了需要的足额资金,存款人得到了担保公司给予他的额外收益,担保公司取得了佣金,而对民间借贷也起到了平抑利息的作用,可谓各方有利。方培林说,现在国家政策支持有偿担保,在此过程中他完全依照《担保法》及国家金融法规操作,银行的利益不受损害,存单持有人的财产和收益也是安全合法的。


  方培林说,银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业务的推出可说是为温州人提供了一个生财之道,因为对有存单的市民来说,他只是利用《担保法》将其嫁接到企业去而已。目前他只在小范围内接受少数亲友间的委托,已为一些企业解决了资金紧缺问题,颇受各方欢迎。


  今天,年过50岁的方培林依然年轻帅气。虽然不乏钱财,但有过北大荒(600598,股吧)经历的他衣着朴素,不开汽车,生活很低调。他说借助于改革开放和善于学习,他的一生已创造了三个第一:第一家钱庄,温州第一家担保公司,第一个推出房地产抵押、存单质押履约担保业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贡献,为温州和温州人赢得声誉,这是他最为欣慰的。


  应当说方培林的才干是有家族渊源的,他的祖父毕业于中央南京大学,早年在钱库拥有多家工场、商店,颇有资产;其伯父曾是台湾一家银行的业务主管。方培林有兄弟姐妹5人,他的妻子陈珊珊原是供销社职工,他们有二子一女,现都在温州工作。



扩展阅读三


温州地下钱庄浮出水面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民间钱庄几经沉浮。这些地下钱庄大多都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民间钱庄几经沉浮。这些地下钱庄大多都在从事非法的金融服务。是取缔它们,还是视其为国有金融体系的一在从事非法的金融服务。是取缔它们,还是视其为国有金融体系的一个补充?争论至今也没有停止。但我们仍可以透过钱庄窥视中国改革开放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开放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2008 年10月9日,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主要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细心的方培林注意到,《决定》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小额信贷,鼓励发展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各种微型金融服务,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数日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的「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分支行专题工作会议」亦表态「将继续培育和发展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方培林意识到,中国民间金融的春天终于要来了。


方培林目前的身份是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不过他有另外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头──1949 年以来中国第一家公开挂牌的私人钱庄的创始人。1984 年9 月29 日,时年32 岁的方培林在温州苍南县钱库镇29 号的自家门前大胆挂出了「钱库钱庄」的醒目招牌,由此开创了一段新的历史。


「钱库钱庄」挂牌仅一日


在此之前,方培林是钱库镇江南医院的一名普通会计。当年,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重要消息: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的「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尤其要支持兴办开发性事业。


方培林眼前一亮, 「当时中国人普遍认为只有劳动收入才是合法收入,其他收入都属于『不劳而获』的非法收入。但是中央『一号文件』明确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即承认股息收入合法,那么利息收入也应该是合法的。」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数年的发展,方培林所在的钱库镇已经成为温州着名的小商品批发基地,镇内店铺林立,个体工商业发达,由此也产生了巨大的资金需求。而当时个体工商户从国有银行和信用社贷款相当困难,因此钱库镇的民间借贷日趋活跃。


方培林开始谋划停薪留职开办一家钱庄,并两次向钱库镇党委提出申请,终于在1984 年9 月获得批准,钱庄的名号由当时的钱库镇党委书记黄德余拍板敲定为「钱库钱庄」。


钱库钱庄自诞生之日开始就历经波折。获悉钱库钱庄开业的消息后,当地几家国有银行和信用社的头目立即上门交涉,称私人开办钱庄属于非法行为,并要求立即停业。恰好在这时,温州市政府也下达了「先不试办」的传真电报。方培林无奈,开业的第二天就把牌子摘掉了。钱库钱庄在见过一天阳光之后就被迫转入「地下」,成为温州众多地下钱庄当中的一员。


「方兴钱庄」执照被没收


此后数年间,钱库钱庄数度浮沉于「地上」与「地下」之间。


1984 年12 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同意钱库钱庄试办,工商部门也颁发了营业执照,方培林将钱库钱庄更名为方兴钱庄重新挂牌营业。至1986 年初,国务院颁布《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个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温州开始对民间金融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清理整顿行动,方兴钱庄的营业执照被没收,不得不关门停业。随后国务院批准温州提出的《关于建立温州试验区有关问题的报告》,其中包括「允许试办股份性质的金融组织和少量的『私人钱庄』」,工商部门再次给方培林发放营业执照,直至1989 年上半年方兴钱庄由于业务量大大萎缩而自行关闭。


金融海啸激活民间借贷


回首过往,方培林感触最深的就是当时温州各级政府官员「有魄力,敢作敢当」。他说, 「在当时国内思想还普遍很『左』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冒着掉乌纱帽的危险支持我办钱庄,那时的领导真是了不起。」话锋一转,方培林以今年5 月央行、银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为例说道,央行和银监会放开小额贷款公司就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实施细则却设置了很多门槛限制,明显误解和违背了中央的政策精神。他说,如今正是国内中小企业生存最为艰难的时期,也是民间借贷最为活跃和利率最高的时期。而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以更大的魄力开放民间金融市场,并加快立法,引导民间金融真正由「地下」走到「地上」。


王岐山关注民间金融


1985 年夏季的一天,一位北京来客找到方培林,向他详细了解方兴钱庄和温州民间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并听取他对全国民间金融市场的意见。


来者名叫王岐山,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处长。


虽然时隔二十多年,方培林至今仍对当日情形记忆犹新。「王岐山当时真是风尘仆仆啊,一个人背着一个挎包专门跑到温州来找我,跟我促膝长谈。」王岐山开门见山,直言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方培林创办方兴钱庄的前后经过以及温州民间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方培林向他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


王岐山对此大加赞赏,认为方培林所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将民间的地下金融引到地上来了。


王岐山向方培林透露,1985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是他和其他同事一起起草的,其中专门提出了要放活农村金融政策,适当发展民间信用,这表明中央已经关注到了民间金融市场。「政府也要逐渐把这个市场公开,因为金融体制一定要改革,但靠我们本身的力量改革步子会很慢,你是从外围推动了我们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除了工作之外,王岐山还和方培林拉起家常。「他把我的底细摸得很清楚,说我们都当过知青,还介绍了他的家庭情况,让我有事到北京去找他。」方培林说,这使他感觉到王岐山是一个工作非常认真细致但也很好相处的人。


王岐山返京后仍对方培林和方兴钱庄念念不忘。1986 年,原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云河到北京开会时,王岐山还曾专门向他问起方培林和方兴钱庄的情况。


此后,王岐山先后担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主任兼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代所长、所长,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和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党组书记等职,长期从事农村与金融工作。正是在他担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期间,国务院批准了温州市提交的《关于建立温州试验区有关问题的报告》,其中有一条就是「允许试办股份性质的金融组织和少量的『私人钱庄』。」今年3 月,王岐山「入阁」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的金融工作。5月,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开始尝试对民间金融进行引导和规范。


地下钱庄 流动千亿资金


所谓地下钱庄,是民间对从事地下非法金融业务的一类组织的俗称。地下钱庄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主要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借贷拆借、非法高利转贷、非法买卖外汇以及非法典当、私募基金等非法金融业务。


目前中国的地下钱庄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而且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市场需求,地下钱庄在各地的表现形态不尽不同。


央行2005 年发布的首部


《反洗钱报告》称,中国的洗钱活动具有很强的本土特征,其中以地下钱庄的洗钱活动最为典型。据统计,不算其他非法地下金融活动,内地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去的黑钱就超过2000 亿元人民币。


不过另一方面,地下钱庄也是很多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民营企业资金周转的一个重要渠道。以温州为例,地下钱庄之所以在温州不断涌现并拥有广泛市场,主要原因就在于当地发达的民营经济和雄厚的民间资本。据估算,目前「地下资本」占据当地民营企业资金来源的30%—40%,而温州民间金融的规模也已高达6000 亿元人民币左右,约占全国总量的1/20。


因此,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呼吁有关部门在严厉打击地下钱庄非法活动的同时,也应尽快开放民间金融市场,引导地下钱庄实现合法化。(大公报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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